父亲是卫生院的车送回来的。车停在村口，没有开进来。司机按了两下喇叭，我在屋里洗碗，没出去。水龙头坏了，拧不紧，水一直滴。隔壁阿婶在门口喊，阿海，你爸回来了。

我擦了手出去，看见父亲坐在轮椅上。裤管空着，脚上穿一双旧布鞋，鞋后跟踩塌了。膝盖上盖着一件灰外套。我们村靠海，风大，外套被吹起来，露出他的瘦腿。他以前不是这样。他以前个子高，爱穿衬衫，扣子一定扣到第二颗，夏天也这样。村里人以前叫他文强哥，后来不叫了。后来没人提他。

护士把一袋药递给我，说，一天三次，饭后吃，晚上看着点，别让他下床。我问，为什么送来我这里？护士说，联系人写的是你。我说，他二十多年没回来过。护士说，那是你们家里的事。她让我签字。我看了一眼，出院接收，家属确认。我问，能不签吗？护士说，不签我们也只能报警处理，老人不能一直放卫生院。她说话很客气，意思也清楚。人已经送到门口，车还等着回去。我签了。

父亲坐在村路边，看着我家门口那面墙。墙以前是灰的，现在刷过一次白，又起了皮。门口那棵番石榴树还在，树干歪着，挂不了几个果。父亲看了一阵，说，门槛换了。我看了他一眼。门槛是母亲死前一年换的。台风后进水，木头泡烂了，我找人换成水泥的。见我没说话，他又问，你妈呢？我说，死了。他没听见，又问。你妈呢？我走近一点，对着他的耳朵说，死了。十年前死的。他点头，说，带我去看看她。

父亲走的时候，我十三岁。那天早上母亲煮粥，发现他的牙刷没了，床底下那双解放鞋也没了。她说，你爸出远门了。我问去哪儿。她说，男人出远门，女人少问。后来他寄过几次钱，从广州，从佛山，从惠州。信封没有地址，只有邮戳。母亲把信封夹在一本旧挂历里。挂历上印着观音。她说菩萨看着，钱不容易丢。钱寄了三年就断了。村里有人说他在外面有了新家，也有人说他跟人走水货去了。我那时候听不懂走水货是什么意思，只知道大人说到这几个字，声音会小一点。

一年台风后，阿婶说她夜里看见一个人站在我家门口。她说那人像我爸，穿着一件黑雨衣，没进门，站了一会儿就走了。母亲听见了，骂她眼花。阿婶不服，说我还没老到认不出人。母亲那天把菜炒得很咸。咸到我吃两口就喝水。她说，海边人不吃咸，没力气。

母亲死前一个月，在床上跟我说，他要是回来，你别让他进门。我说，他不会回来的。她说，我知道。我说，那你还讲这个。她说，万一呢。她死的时候，我在霞山给人看仓库。手机没电了。充上电才看见邻居打了十几个电话。赶回村里，她已经躺在床上。阿婶说，走得安静，没怎么受罪。我不喜欢这些客套话。人都死了，活人还要说她没添麻烦。火化那天，舅舅问，你爸有联系过你们不？我说，没有。舅舅说，他敢回来，我打断他的腿。

母亲葬在东山那边的墓园。说是山，其实不高。靠海，风大。墓位靠边，便宜。管理员说，那边安静。我说，安静好。其实是没钱。那以后我很少回来。逢年过节，阿婶会替我在坟前烧一点纸。她说，不烧不好，你妈在地下会骂。我说，她活着都不怎么骂人，死了更懒得骂。阿婶说，还是你们年轻人嘴毒。

我不想带父亲去墓园。不是不敢见母亲，是不想替他办这件事。他活着的时候不回来，母亲死的时候不回来，现在被卫生院送到门口，坐在轮椅上，倒知道要看一眼。他坐在屋里，一直问。带我去看看她。带我去看看她。我听烦了，也知道这事已经落到我手上。药袋在桌上。轮椅在门口。签字的是我。他要是夜里摔了，是我的事。他要是死了，也是我的事。

我给卫生院打电话，问能不能把人送回去。接电话的人一开始很客气，听我说完，叹了口气，说，床位紧，已经出院了，家属先照顾，有情况打120。我说，我明天要回霞山上班。那边说，可以找亲戚。我说，没有亲戚。那边说，表上写的是儿子。说完又补一句，老人年纪大了，你也要有心理准备。

我挂了电话。父亲还坐在屋里，手抓着轮椅扶手。他问，到了没有？我说，还没去。他说，带我去看看她。

下午我去村口找车。开电三轮的是老陈，以前在海边收鱼，认得父亲。老陈看了他一眼，说，文强哥？父亲看着他，说，你老了。老陈笑了一下，帮我把轮椅抬上车。没多问。村里人知道什么话能问，什么话不能问。车开出村口时，几个老人坐在榕树下打牌，都看见了。没人喊父亲。也没人装作没看见。大家只是看着。

三轮车经过旧市场。以前那里有鱼摊、猪肉摊、卖鸡鸭的，也有卖早餐的。现在改成一排铺面，奶茶店、药房、麻将馆，门口停着电动车。父亲看着外面，说，你妈以前在这里买鱼。我说，市场早拆了。他说，她会挑鱼。我说，后来她很少买，贵。他说，鱼眼要亮。我没接话。老陈在前面也没接话。父亲又说，东头那家卖白切鸡的还在吗。我说，早没了。父亲说，你妈喜欢蘸沙姜。我说，她后来牙不好，鸡也少吃。

车只能到墓园外面的路口。清明前几天，路边已经有人摆摊。纸钱、菊花、香烛、纸房子、纸车、纸手机。老陈帮我把轮椅搬下来，又递给父亲一瓶水。父亲没接。他问，到了没有？我说，快到了。

我推着父亲上坡。轮椅右边的轮子不顺，一路响。父亲不重，轮椅沉。坡道靠海，风比村里大。路边有人烧纸，烟先起来，火后起来。父亲咳了几声。我停下来，给他拍背。他问，到了没有？我说，还没。他说，我听见炮声了。我说，别人放的。他说，听见炮就快到了。我推着他继续走，没答。我问，我妈死的时候，你在哪儿。他偏头看我，说，风大。我说，我问你在哪里。他说，听不清。

我不想再问。一个人想躲话，有很多办法。风大，路远，没钱，忘了，听不清。母亲等他时，他不回来。母亲死了，他也不回来。现在他坐在轮椅上，连我骂他都听不全。路边一个小孩拿打火机玩，被他妈拍了一下手。小孩哭起来。父亲听见哭声，问，谁哭。我说，小孩。他说，你小时候也爱哭。我说，我不记得。他说，掉到水沟那次，哭了一路。我说，你还记得这个。他说，你妈骂我，说我没看好你。

那件事我也记得。我五六岁，跟村里小孩去沟边抓小鱼，脚一滑掉下去，水不深，泥多。我哭到没力气。父亲把我拎起来，一路骂我找死。回家后母亲也骂他，说孩子小，你看着点。那天晚上母亲煮了鱼汤，汤很咸。我以为父亲早忘了。不知道这算什么。人记得的东西，总是不按道理来。

到了墓园登记处，工作人员让我写名字、电话、墓位号。写到关系那一栏，我停了一下。工作人员说，写儿子。我写了。父亲在旁边问，到了没有？工作人员说，快到了。父亲点头，说，那就好。

母亲的墓在第三排靠边。轮椅上不去最后几级台阶。我说，就在这里看吧。父亲眯着眼，问，哪一个。我指给他看。他说，看不清。我说，看不清就算了。他说，扶我上去。我说，你上不去。他说，扶我。我看着他。他的手抓着轮椅扶手，手背上都是斑。我本来想说，你配吗？话到嘴边，又觉得没意思。他听不清，也答不上来。我把轮椅刹住，走到他前面。他把手搭在我肩上，整个人压过来。他比我想的轻，硌人。我们挪了几级台阶，挪得很慢。他的鞋尖老是撞到台阶。我说，算了。他说，再来。我说，你非要上去干什么。他说，看看她。我说，你看不清。他说，看看。

到了墓前，我让他坐在石沿上。墓碑上有灰，我用袖子擦了一下母亲的名字。父亲看着墓碑，说，这就是你妈？我说，名字在上面。他说，我看不清。我说，错不了。他问，她老了吗？我说，死的时候五十八。他说，不老。我说，是不老。旁边有人在烧纸，一边烧一边打电话，说爸，合同那个事你保佑一下。那人的声音很大，墓园里的人都听见了。父亲也听见了。他问，他跟谁说话。我说，跟他爸。父亲说，他爸听得见吗？我说，不知道。父亲说，那他还说。我说，人都这样。

我把纸钱拿出来。是路口买的，最便宜的那种。我没有买花，也没有买水果。母亲生前不喜欢花，说不能吃，放着浪费。水果她喜欢苹果，我没买。我本来没打算认真扫墓。父亲看着我点纸，手伸进口袋，摸了半天，摸出一个小布包。布包是蓝色的，旧了，打着死结。他解不开。我帮他解开。里面有一枚戒指，还有一张旧照片。照片上母亲很年轻，站在硇洲那边的石头路上，头发被风吹乱，手里提着一袋东西。我没见过这张照片。母亲死后，我收拾过她的抽屉，里面只有几个空信封、收费单，还有我的毕业照。

父亲把戒指放到墓前，说，给你妈的。我说，死了，用不上。他说，买了，没给。我问，为什么没给。他说，忘了。我说，你连这个都能忘。他不说话。我点着纸钱。风大，火往一边偏。父亲伸手，我挡了一下，说，别烧着。他看着火，说，她还生气吗？我说，你问我？他说，她以前生气，不说话。我说，她后来也不说。远处有鞭炮响。父亲抬头，说，她骂我了。我说，那是鞭炮。他说，一样。

纸钱烧完，灰被风吹散。父亲把照片拿在手里，想放下，又收回去。我说，放这儿吧。他说，会淋雨。我说，人都没了，还怕照片淋雨。他说，照片会烂。他把照片折好，放回布包，只把戒指留在墓前。我看着它，想起母亲临死前说的那句话。他要是回来，你别让他进门。

我问父亲，你是不是回来过？他看着墓碑，没说话。我又问，你是不是回来过？他说，你妈让我别回来。我问，她什么时候说的？他说，不记得。我问，你见过她？他说，不记得了，可能回过。

我说，你那时候为什么不进门。父亲问，什么。我说，你为什么不进门。风把纸灰吹到台阶下面。他低头看着灰，说，你妈说，不让进。我说，她说不让，你就不进？他说，她生气的时候，不能进。我笑了一下。我不知道这话是真是假。要是真的，父亲这一辈子，难得听母亲一次话，偏偏听的是这句。

下台阶时，父亲差点摔倒。我扶住他。把他扶回轮椅上后。他问，到了没有。我说，到了，现在回去。他点头，说，那就好。

回去的坡路更难推。风从背后吹来，轮椅往前滑，我要一直拉着。他问，到了没有？我说，还没有。他说，我听见炮。我说，我们还在墓地。他说，听见炮就快到了。

老陈的三轮车还在路口。他坐在车上抽烟，看见我们，把烟掐了。他帮我把轮椅抬上车，又把父亲的脚放好。回到村里，老人们还在榕树下打牌。有人看见我们回来，说，扫完啦。我说，嗯。阿婶从门口探头，说，要不要煮点粥。我说，不用。她看着父亲，说，他今晚住这儿？我说，不然呢。阿婶没再说。她要真问，我也答不上来。

我把父亲推进屋里。天已经黑了，屋里没开灯。他坐在暗处，不出声。我开了灯，他眯起眼。我把药拿出来，按护士说的分好。他看着药，说，这是什么。我说，药。他说，我有病吗？我说，你没病，卫生院闲着没事送你回来？他听不清，只看着我。我倒了水，把药递给他。他不张嘴。我说，吃。他还是不动。我把声音放大，说，张嘴。他这才张嘴，把药吞了。吞完咳了几声。我给他拍背。他说，你妈呢？我说，死了。他说，带我去看看她。我说，今天去过了。他问，去过了吗？我说，去过了。他问，她说什么。我说，她没说什么。他问，她还生气吗？我说，不知道。

我扶他上床。他的鞋底沾着墓园的灰，脱鞋时，灰掉在地上。我本来想扫，后来没扫。父亲躺下后，手还抓着那个小布包。我说，照片给我。他不松。我说，我不拿。他才慢慢松开一点。我把布包塞回他口袋。他闭上眼，又睁开，说，你阿妈煮饭很咸。我说，嗯。他说，咸点好。我说，睡吧。

我去厨房煮面，面没放多少盐。端出来时，他已经睡着。我自己坐在桌边吃。屋里很安静，只有水龙头没拧紧，隔一会儿滴一声。父亲在屋里动了一下。我进去看。他没醒，口袋里的小布包掉到床边，卫生院那只塑料袋也倒了，药盒滚出来，下面还压着一个牛皮纸信封。我捡起来，封口没有粘。里面有几张纸，一张释放证明，一张病历复印件，几张汇款单，还有一张剪下来的报纸。报纸黄了，只剩半版，字很小。我看了很久，才看明白上面的事。

二十多年前，赤坎那边有个码头仓库出了事，走私货，打架，死了一个人。案子牵出一批人。父亲的名字在里面，不是头目，也不是干净人。那几年他寄钱的时候，人还在外面。后来钱断了，是因为被抓了。判了十几年，刑满后没有回来。也许没脸回来。也许回来过，母亲没让他进。也许他真的听了她的话。

汇款单上金额都不大，两百、三百、五百。最后一张是从看守所附近的邮局寄的，日期刚好是钱断掉前一年。我小时候不懂，只记得母亲收到那次钱后，没有马上去买米。她把信封放进抽屉，坐了很久。那天晚上，她煮了白切鸡，蘸沙姜，自己没吃几口。我问是不是太咸。她说，不咸。她说这句的时候，没有看我。

我把那些纸重新塞回信封。一个老人的过去，最后就是几张纸。谁签字，谁拿走。

父亲在梦里问，到了没有。

我说，到了。

父亲没睁眼。他说，那就好。

我把信封放回塑料袋里，又把袋口系上。明天要不要送他回卫生院，要不要问阿婶能不能白天看一眼，我还没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