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惭愧，鄙人有一些不成器的小癖好，比如，我收集水笔芯上的橡胶头。小学三年级，我是班里第一个被授权使用颜色笔的学生，原因有二：一是我字写得好看；二是期中考试考了一百九十九分，数学一百，语文九十九，一分扣在了作文上，这让老师觉得，我值得褒奖和鼓励。那天我打开铅笔盒，抽出一支中性笔芯，蓝色，晨光牌，在一套量尺下藏了很久。我撕开笔芯的封皮，摘下顶端的黑色橡胶头，郑重放回铅笔盒的下层。到九年级，这只双层铁制哆啦A梦铅笔盒已经被橡胶头填满了，以至于没有空间放其他文具，它在书包里被九科教科书合力压变形，外壳大片生锈，哆啦A梦肚子上的异次元口袋氧化成一个焦糖色的洞，这让我妈断定它失去了价值，连同两把玩具手枪、一塑料袋绿皮小兵，一起送进了菜场旁的废品站。高三时，我攒满了第二盒橡胶头，速度比第一盒快得多。那时学校里流行的是笔袋，铅笔盒和哆啦A梦一样，不知不觉从我的生活中消失。我的笔袋是橘黄色的，反面带一点红，拉链下印着漩涡鸣人，那时我已经长大，不再相信会有一只能实现任何愿望的机器猫，却还笃信努力就可以成为火影。高考后返校那天，我把这只笔袋送给了徐小龄，喜欢她三年，想到即将分别，我要去哈尔滨工业大学，读计算机，她要去广东一所职业技术学校，学纺织，从此天各一方，今生或许不再相见，我就难受到说不出话来。徐小龄被一群男生簇拥在操场上，挨个和他们拥抱，合影，笑得那么灿烂，亚热带的阳光仿佛已经洒在她脸上。那天我没有和她合影，一旦离她太近，我就觉得无所遁形。我把装满橡胶头的笔袋放到她手上，低头说，送给你，这是我最珍惜的东西。她的目光从我脸上滑过，有些迷惑。谢谢，你是哪个班的？这是我们说过的仅有的两句话，七年后，我研究生毕业，入职南京一家互联网企业，以打工人的标准，薪资算过得去，没有结婚，也没有过真正确定关系的女朋友，养了一只蓝猫，正考虑再买一只布偶，如果有对眼缘的，领养也可以，不必非得是布偶，毕竟越少跟钱扯上关系，事情就越单纯，人是如此，猫也一样。

我的职业正式名称是算法工程师，非正式名称是程序员，很多人管我们叫“码农”，大概因为程序员和农民一样，都被束缚在一方空间里从事劳动，农民耕耘土地，我们种植代码，像农民期待丰收一样，也盼望着计算机能尽快长出些喜人的东西来。工作第八年，我申请调岗，从做技术转为做业务，收入不再稳定，总体下降不少。没办法，三十岁以后，我发现自己像块老化的电池，续航能力直线下滑，再不能像刚入职时那样朝九晚十二，每晚睡在办公室。我比毕业时胖了三十斤，发际线上移了两公分，下半张脸长满痤疮，稍微动一动就气喘吁吁，每根骨头的位置都不太对劲，医生说再这样下去，我可能会猝死在电脑前。我请了一周的假，一次都没有出门，除了我妈，我谁也不联系，除了上厕所和喂猫，没有第三件事能让我下床。一周后，我回到公司，向HR提出转岗。HR是个圆脸女人，短发，个不高，言谈极富感染力，绝非量产的激情，八年前正是她面试的我。她认为我是天生的技术开发者，谈业务不是长项，提的方案是，涨月薪一千，年假三天，岗位不变。我说这不是钱的问题，现在的工作令我厌恶，我想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她冲我眨眨眼睛，笑容可掬地说，亲爱的，我们都在做自己厌恶的事，这不正是为了有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嘛。

我是在五年前认识的凡老师，那时我刚工作不久，身体和精神还未被消磨殆尽，仍有一些用技术改造世界的雄心壮志。我妄想挑战的是医院难题。我发现医疗资源的紧张，很大程度上是医院的运行效率过于低下造成的，普通患者由于缺乏医学常识，就医时常常一头雾水，医务人员则因长期处理相似的问题而心力交瘁，医患矛盾往往就此引发。我想设计一个算法来解决这个难题，至少予以改善。这个算法要做到为患者就医持续提供指导，如同地图导航提醒司机“保持直行”“下个路口左转”“前方限速六十”一样，医院算法也要实时告知患者“挂急诊”“四楼C区耐心等待”“带身份证登记医保”“已为您提供殡葬服务”，这需要庞大的数据支撑，不是一个简单的动态系统能够做到的。为了攻关这个难题，我牵头成立了一个开发小组，算上我自己一共四个人，两男两女，都是有野心且没什么牵挂的技术宅。那阵子我们每天熬夜到两三点，干了四个月，成果为零，期间，一男一女在第九周和第十一周先后退出，剩下一个女孩是我同乡兼师妹，记不住名字了，一米六不到，又瘦又板，没有一点胸，像块成精的键盘。她说，师兄，这就不是咱俩能整出来的活。我说，用你说？她说，师兄，我明天凌晨的高铁，家里给介绍了个对象，我爸说再拖两年，我更嫁不出去了，你自己多保重，别总熬夜，两年内你有结婚的打算吗？我说，没有。她说，那我走了。走到门口，她把钥匙放在鞋柜上，回头看我一眼，犹豫了下说，师兄，这个活，要么让凡老师看看吧，兴许还能救回来。

公司有两个群，一个叫“工作组大团结”，有领导，主要用于发通知，布置工作；一个叫“团结锤子”，锤子是一个符号，群里没有领导，主要用于骂领导和互相介绍相亲对象。凡老师不是公司员工，但不知何故，两个群里都有他。此人在南京IT圈小有名气，据说早年供职于深圳某大厂，参与过一些自然语言处理项目，后不知因何离职。凡老师很少在群里说话，且不参与讨论任何与技术无关的话题，传闻他要么是个纯粹的开发者，要么是个愤世嫉俗的技术至上主义者，或许二者本来就是一码事。这种人极其罕见，一般而言，国内的项目是不做技术的，一切指向快速变现，项目做得再多，也只是积攒经验而已，就像反复抄同一张试卷，顶多熟能生巧，不可能让你练出书法来。

我在“团结锤子”群里@凡老师，简单描述了问题，请他得空时看一眼，就算不能帮忙解决，也请指点一条方向。信息一闪即逝，淹没于滚动的条目，数周杳无回音。那阵子我犯了点毛病，时常尿不出来，夜间尤甚，膀胱胀如皮鼓，使尽浑身解数，也只能间或挤出一小管。不知是否与频繁起夜有关，我开始失眠，大脑与身体起了点意识形态冲突，一个困倦不堪时，另一个就生龙活虎，连带五感都变得通明，有如西游记里的谛听，夫妻争吵声，孩童嬉闹声，猫狗嘶叫声，梦呓呻吟声，八方魔音皆贯入耳中。那天夜间我起床排尿，站于马桶前发力十几分钟，总感觉还剩几滴残留小腹，像是卡在吸管里的珍珠，不上不下，人力之微渺着实令人沮丧。忽听手机振动，有人加我微信，头像是一只屁股向外，卧在电脑机箱上的白猫，仔细一看，是凡老师。我忙通过，单手发信息说，凡老师这么晚还没睡？凡老师说，李坤兄，打扰了，你的想法我已了解，敬请放弃。我说，您这是何意？许久没有回复。时值盛夏夤夜，厕所热如桑拿房，我浑身大汗淋漓，不亚于刚做了场有氧运动。脱光衣服冲了个澡，洗到一半时收到信息：兄以为医院是什么地方？我预感这是一场较量，不可草率给出答案，一旦露出破绽，便再无转圜余地。我把花洒对准面部，调成高压出水模式，五官好像在承受某种洗礼，几分钟后打字说，救死扶伤应许之地，悲欢离合生发之所。凡老师说，不然，我以为，医院是个由生入死的中转站，病与药皆是转运的载体，提升就医的效率，并不能真正减少病患的痛苦，况且单方面的进步，于个体或许有益，于集体必然无益。我把这段话反复看了几遍，回复说，不谈利弊，只讨论技术的可能性。他说，实不相瞒，你想做的东西，我已经做出了一个雏形。我大吃一惊，手机从手中滑落，重重砸在脚趾上，一瞬间痛如钻心。他说，我可以展示给你看，但不会把代码开源给你，我会把它封印起来。我赤身裸体坐在地上，靠着潮湿的瓷砖，凉意从后背透过前胸。封印？这个说法有点意思，在影视剧和动漫里，再牢固的封印也会被打破，你想把它封印到什么时候？

凡老师没有回答，我擦干身子回到床上，一觉睡到天明，醒来时听见水流滴溅之声，以为是洗澡后没关紧花洒，连忙爬起，才发觉是雨水撞击窗沿的声音。光线阴森，江南的梅雨季十分娇蛮，气压低到难以顺畅呼吸，潮气无孔不入，似乎凭空就能捏出一把水花来。去厕所撒了泡酣畅淋漓的尿，出门时，瞥见一把钥匙孤零零置于鞋柜边缘。师妹相亲顺利，上周寄来家乡特产，并发来不同模板的喜帖，请我帮忙参详。弯腰拾起钥匙，我决意不去验证凡老师所说真伪，直觉告诉我，此人说不可行，那便一定不可行，执意求证只会自取其辱。此外，我实在惮于结识一个这样的人，那犹如正对一面各个维度都拉扯到极致的哈哈镜，观摩扭曲变形的自己，绝非一件快事。那天以后，我重新回到公司，去响应那些重复过无数次的需求，虽说疲惫且无趣，排尿困难的症状却逐渐消失了。三十三岁那年，我因为身体原因主动申请转业务岗，并开始推脱一些不必要的加班，也毫不意外地被HR告知，如果业绩始终没有起色，我会登上公司下一批裁员名单。我早知道互联网不养闲人，问题在于，这个闲还是不闲，到底由谁来决定。我又开始失眠，且有日益加重的迹象。每天夜里我打开台灯，将亮度拧到最低，抱着我的猫坐在飘窗上。冬季玻璃窗上凝结出一层细密的水珠，滑落时勾勒出的蜿蜒痕迹，让我想到人死后灵魂上升的通道，有时还想到我妈三轮车的车辙。我妈在菜场卖肉，年轻时非常健壮，每天三点起床，把几百斤猪肉外加一个我扛进三轮车的车厢，顶着逆风上坡，连蹬一小时到菜市场。我小时候偷偷骑过那辆老三轮，很难控制平衡，刹车须单手操作，转弯极容易侧翻。我拿到第一笔工资，立刻给我妈换了辆电动三轮，她骑到菜场，单程比腿蹬快二十分钟，打电话埋怨我说，买这干啥，你是真准备让你妈卖一辈子猪肉。

与徐小龄重逢是在第二年夏天，那时我的职业生涯已濒临绝境，一天内谈了两个甲方，一个务实却没钱，一个有钱但异想天开，从各自的角度诠释了人生之艰难。下班后在罗森买了个面包，独自在小区里游荡，停步在花坛边缘，和一只猫分享粘在面包皮上的火腿肠。面包剩下最后一角时，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电话，是李坤吗？声音里有我熟悉的部分，但不能与现实联系起来，好像在地铁上遇见一个戴口罩的人，无法根据轮廓将其填充完整。我说，我是，你是？她说，我叫徐小龄，高中我们在同一个学校，静山桥中学，你可能对我没印象了。我转过身，向四周望了望，人们成双结对走出小区，仿佛集体奔赴某种仪式，我忽然想起今天是七夕。确实没印象，我说。她说，没关系，我刚从美国回来不久，前两天和南京的老同学吃饭，听他们介绍，你是业内高明的算法工程师。我说，我是个程序员，也在业内，高不高明的，我也不清楚。她说，那就行，我有个项目想请你做，如果你感兴趣，我们约个时间，一起喝杯咖啡。我说，咖啡我不会喝，商业合作请联系我公司商务部。她说，你没明白，我是想和一个人合作，不是想和一个公司合作。我说，你找错人了，我就是个敲代码的，谈业务不是我的长项。电话那头短暂沉默了下，徐小龄说，李先生。我说，徐女士。她说，听说贵公司待遇还可以，林林总总算下来，一年能有二三十万，这两年大环境不好，到处都在降薪裁员，这个水平算是不错了。我没说话。她说，这个项目，我给你报价三百万，不满意的话，还可以再谈。这笔钱我不想给一个公司，美国有太多无趣的公司，相比之下，和人打交道总是有趣的。我把这笔钱给你，你来建项目，找团队，多找一些有趣的人，不知道这是不是你长项？我顿了下，说，我这人长项不多，有趣算是一个，您想做什么项目？她说，告诉我一个邮箱，我把资料发给你，你先考虑考虑。我说，国内讲究效率，都用微信，是这个号码吗？我加您。

火腿肠又干又硬，不是很新鲜，那只猫吃了几口就钻进花丛，我想它今天不会再出现了。它不是我的猫，我的猫冬天时死了，我过年回家那几天，它从垃圾桶里扒出一截玉米梗，啃完后拉了满地的血，医生说它的肠道上全是洞，像被钢丝球筛过。我至今不明白，我留下了堆积如山的猫粮和冻干，它为什么要去啃玉米梗。回家后我登录邮箱，徐小龄已经发来了项目资料，只有两页，我很快看完，大概明白了她的需求。她想做的东西是清晰的，概念上也不复杂，简而言之，一个恋爱交友软件。当前市面上的交友平台大多是挂羊头卖狗肉，以诱导消费为主，算法落后，既不能准确识别用户，也无法精准匹配个人需求。徐小龄想做的东西则完全不同，它并非只是从数据库中为用户匹配出一个合适的恋爱对象，还要告诉用户，为了遇到理想的爱人应该采取何种行动，比如“健身”“剪短发”“穿白色衬衫”，乃至于“喝龙舌兰酒”“看一部日本电影”“约会迟到十五分钟”，这个理念极为大胆，某种程度上，与我几年前想要完成的医院算法有共通之处。我坐在电脑前想了很久，确定自己状态最好的时候，也没有能力独自完成这个算法，如果外包给其他团队，人少了没有用，人越多，分到的钱就越少。 

所以首先要做的，是找到凡老师。

凡老师已经销声匿迹很久，在“工作组大团结”和“团结锤子”群里都找不到他，好在我还有他的微信，他的朋友圈一片空白，头像变成了《千与千寻》里的无脸男。在吗？我给他发信息，配以一个咖啡的表情。就我而言，不打招呼就致电一个不熟悉的人，与直闯其家中掀其被窝一样无礼。到第二天早上，凡老师仍没有回复，我深吸一口气，拨打了语音电话，接通得比我设想的果断。你大概已经忘了我是谁，我说，我有一件重要的事，请你先不要挂断。他说，我的微信里只剩下二十几个好友，如果我认为你的事不重要，你是打不通这个电话的。我说，几年前，我在你那里留下过一个封印，现在我想解开它，别误会，我不是想放出什么魔鬼妖物，只是想借用一点能力。他说，封印？这个说法有意思，看来阁下也是同道中人。我说，算是吧，你是怎么想的？他说，嗯，这事和钱有关吗？我说，有关。他说，我可以把这个封印还给你，不过，我现在需要一笔钱。我说，这个项目我大概能拿到一百万，分你一半，五十万，税后，你是内行，应该知道普通的C-to-C项目也就十几万的事。他沉吟了会，说，比我需要的少，不过也可以了，你能帮我兑换成日元吗？这样听起来多一些。我鼓起胸腔，说，只要总价是五十万人民币，你想要金条都行。

我告诉徐小龄，我已经有了一个团队，她给我发来一个定位，在仙林。我把定位转给凡老师，次日上午九点，背上一个双肩包前往地铁站。离开哈尔滨后，我在南京已生活近十年，住雨花台，公司在建邺，平时骑电驴通勤，城市将我切割成两部分，三分之二给了公司，三分之一留给住所，没有任何一种交通工具曾将我带往仙林。路上我妈给我发了条六十秒的语音，说家里的拖把坏了，顶端的布条已完全脱落，让我帮她在网上买根新的，必须是老式的布拖把，别的她不会用，并给我发来不同平台的四个链接。她掌管我的一半工资，这两年手头相对宽裕，卖猪肉不再是紧要的事，开始沉迷短视频和直播带货，怕被骗，不敢自己买，看到想要的就发链接给我，有时一天能发几十条，要我仔细比对，优中择优。我妈一直不肯来南京，离开家乡对她而言是一件无法抉择的大事，当年离开我爸已经耗尽了她这辈子抉择的能力。那么或许我应该回老家去，花两百万全款买一套房子，站在阳台就能看到静山湖的那种，再买一辆油车，我对车不讲究，二十万左右的代步即可。我还没到三十五岁，可以去考一个编制，我英语不错，政治不行，可能需要报个班。这些都不是急事，急事现在只有一个，我妈需要一根布拖把，我得从四个链接里挑一个给她。

下地铁后我跟随导航步行，在一所高档小区门口登记，路过两处喷水池和一座网球场，来到一幢白色宅子前。我对豪宅的认知基本出自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里陆司令家的别墅，好像有三层，有一集依萍去要生活费，被鞭子抽得满地打滚。小时候我很同情依萍，后来觉得，如果你上门找人要钱，口气最好还是甜一些，哪怕那个人是你父亲。我比约定时间早到十分钟，门开着，一对男女正坐在沙发上喝茶，我先看的是凡老师，他戴眼镜，穿了件纯白的优衣库T恤，深灰色牛仔裤，跟我差不多年纪。本人向来反感将某一职业脸谱化，但凡老师长得，怎么说呢，真像一个程序员，即便他很瘦，脸上很干净，头发又黑又密，短期内应该没有脱发的风险。徐小龄看向我说，李坤？她穿一条深绿色长裙，右手食指上有一枚显眼的金戒指，头发变长了，下巴圆润不少，皮肤成了细腻的小麦色，除了声音，其他都和当年那个女孩完全不同。我伸出右手，徐总，幸会。她的手很凉，手指骨节分明，握在手里如同攥着一把陶瓷筷子。真是奇怪，一个人居然可以什么都变了，声音却不变。

我放下包，也坐到沙发上，三人中间隔着一张黑色大理石茶几，成掎角之势。我从没坐过这么软的沙发，屁股只沾了一点边，不敢用力，担心整个人陷进去。徐小龄为我沏了杯茶，我起身双手接过，茶香浓郁，但水很烫，我把茶杯放到茶几边缘，开门见山说，徐总，资料我已经看过，我们要做的是一种新型社交软件，它不需要太复杂的结构，功能明确，为用户定位一个称心如意的爱人，相当于一种高效相亲，我们可以称之为相亲算法。徐小龄皱眉说，太土了，没人会想用这种软件，换一个名字，记住，我们的目的不是提供相亲，而是制造爱情。我说，那就叫爱情算法。她歪了下头，性感算法，怎么样？依我之见，这个名字未免过于露骨，但当务之急不是讨论名字。我说，性感算法好，徐总，如果没有别的问题，我想今天先把合同签掉。她说，没问题啊，按你们的节奏来。我从没遇到过如此爽利的客户，忙从包里拿出合同。这时一直沉默的凡老师忽然开口，我有一个问题。我把合同双手捧给徐小龄，说，你说。他说，按我的理解，这个性感算法的核心不是匹配对象，而是为用户提供恋爱行为的指导与反馈，对吧？我说，对，这就是我们这个算法最大的卖点，也是目前市场的空白。他说，那就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不管算法的初衷是什么，大多数用户感兴趣的，一定是怎么尽快导入“上床”这一结果。我说，可以在设计时规避这一倾向。他说，很难。我说，技术上的问题以后再讨论，今天徐总在这里，我们先把合同敲定。他说，这不是技术问题，技术只能提供更多的确定性，不能独立做判断，打打擦边球也就算了，咱们这个是抡直球，属于大力抽射。我看他一眼，慢吞吞说，不能这么说吧，你要相信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凡老师低头盯着地板，笑得非常古怪，好像地上有一块钱，他在等着看谁会第一个弯腰去捡。几秒钟后，他说，你是信人民群众的觉悟，还是信我是秦始皇？

我看着凡老师，不懂他发什么神经，他提的问题我当然明白，后期有太多漏洞可以钻，现在讨论只会影响甲方的信心。徐小龄把合同放到茶几上，端起茶杯轻啜一口。冒昧问一句，这位老师怎么称呼？这时我隐约觉得，凡老师虽然来得比我早，提前喝上了茶，但或许只是喝茶而已，什么话都没有说过。这位是凡老师，我说，公认的业内大神。徐小龄说，技术上的问题我不懂，不过凡老师既然屈尊来到寒舍，想必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我洗耳恭听。凡老师挺了挺身，左右腿换了个位置，说，那我讲得通俗一点，这个活，五十万我做不了，得加钱，我要一百万。徐小龄长舒一口气，如释重负。一百万，我觉得没问题，她看我一眼，微笑说，你说呢，李坤？我挪了下屁股，往前坐了坐，说，徐总说没问题，那肯定是没问题。凡老师说，我可能要预支一笔钱，我得弄一台新电脑，上个月我把电脑卖了。我吃了一惊，你把电脑卖了？他说，是，我以为用不着了，房子我也退租了，下礼拜就到期。徐小龄说，五万够不够。凡老师说，够了，环顾四周说，这房子真大。徐小龄说，也是租的，我不常在南京，你们要是愿意，这段时间可以住在这里。凡老师说，谢谢。又对我说，我来的时候看了，这里有地下室，我住地下室就行。好像怕我跟他抢似的。徐小龄说，下午我把预付款打到李坤卡上。她站起来，再次对我笑了笑，你看，五十万就可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并不太难。

当天下午凡老师就搬进了地下室，他的家当不多，要紧的都在随身的帆布袋里。我在二楼找了间客卧住下，晚上下到地下室看了看，环境还不错，原先是一套家庭影院，有音响和投影，没有床，但有张和单人床差不多宽的沙发。凡老师的新电脑很快送到，都装在了地下室，我平时很少见到他，但知道他在，地下室没有厕所，夜里我常听见一楼马桶抽水的雄壮声音。我发现自己没有太多事可以做，每两天乘地铁回家一趟，在小区喂喂流浪猫，再去公司露个脸。上次见面后，徐小龄很久没有再出现，偶尔打电话来询问进展，一般在晚上十二点以后，语气和之前判若两人，像喝了很多酒，暴躁而充满性张力，光听她的声音我就会勃起。一段时间后，我给一个还有联系的高中同学打了个电话，是我同桌，当年关系不好，我们那个高中，每年稳定出一个清北，不过一年只出一个，要么怎么叫稳定。当时我和他都被学校列入重点名单，莫名其妙形成一种敌对关系，后来双双与清北失之交臂，倒是成了朋友。我问他还记不记得徐小龄。他说你说的是高中校花？记得啊，听说她大学没毕业就结婚了，和一个投资纺纱的老板，后来嫁过好几任老公，非富即贵，中国人美国人都有，你猜怎么着，要么出意外死了要么破产了，每一个都挺蹊跷，每一个都给她留下一大笔钱，相传她有点克夫命，女版白嘉轩，毒得很，咱们这边和美国那边都有人查她，你想想，什么水平够让中美联手啊。我想了一会，说，是查她丈夫死因，还是查她有没有克夫命。他在电话那头笑得很开心，说兄弟，你一点没变，还跟当年一样逗。

我当然是变了的，而且不止一点，我的同桌也是如此，徐小龄也是如此，再坚固的印象都会随时间虚化，能留下一个记忆的锚点供人辨认，已是极难得的事。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早，其实整夜都没怎么睡着，一直躺在床上睁眼看天花板，脑子里想一件事，就是我真的要回老家吗？南京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虽然我还没有去过，但总归有去的时候。还有地铁，这个玩意儿，老家是没有的，坐惯了后，没有还真不太方便。另一点就是我妈，我知道她不想让我回去，我妈就像过去杂志上写的日本家庭妇女，如果丈夫下班后没有应酬早早回家，就会觉得自己的男人没有出息，而一个男人待在老家那种地方，离出息两个字就比较遥远了。

六点四十五分，我穿衣起床，刷牙时感到剧烈的恶心，干呕了几声，眼泪和牙膏沫混在一起，好像生锈的薄荷。失眠几乎整夜，我必须吃些东西，身体的需求不多，你总得满足一样。将要出门时，我忽然看见徐小龄躺在沙发上，穿着一条白色真丝长裙，狐狸般蜷缩着。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回来的，茶几上放着一盒烟，上面全是英文，我没见过的牌子。我走近了些，发现她还是有没变的地方，比如睡觉时半边脸枕在手背上，和过去趴在课桌上睡觉的样子一模一样，对外界毫无戒心，谁都可以欺负她一下。我站在那看了好一会儿，毫无征兆地，她睁开眼睛，和我对视几秒，好像一只猫盯着地洞，在研究里面有没有老鼠。她说，你有话说？我说，没有，我准备去吃早饭，要给你带份小笼包吗？她说，你过来。我走过去，坐到她对面，闻到一股宿醉的酒气，不刺鼻，像是切开的苹果隔夜后散发的味道。她坐起来，拢了拢头发，从茶几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非常纤细，夹在指尖说，谈谈你们的工作进度。我说，现在？她说，不可以吗？我是老板，我付了很多钱，有权选择时间和地点。实话实说，我并不十分清楚项目的进展，凡老师一直单打独斗，没有定期向我汇报的习惯。徐小龄点燃了烟，向后倒在沙发上，吐出一口轻薄的烟雾，我觉得最好还是说些什么。徐总，你应该明白，这不是一个一两周就能搞完的玩意。她眨眨眼睛说，我应该明白吗？事实是我不明白。我说，我们要做的东西，可以理解为在一个大型空间里寻找一个人，这不是找一首歌，要复杂得多。她说，哦，有多复杂？我想了想，说，你了解什么是算法吗？她说，你可以说说看。我说，算法其实很像现代人，追求效率，缺乏感情，恐惧一切不确定的事，它存在的目的，就是尽可能规避不确定，寻求问题的最优解，所以本质上，它是一个数学问题。她说，很好，从小到大我最讨厌数学，你继续说。我说，要找一首歌，我们只要定义好喜欢的风格，算法就能给出一个相对准确的反馈。但音乐的维度很小，人的维度很大，且找歌是一种一次性判断，找人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你可以把算法理解为一封信，一封写给计算机的信，在信里，我们写下希望计算机帮忙完成的心愿，我们能做的是尽可能把信写全面，至于什么时候能得到答案，能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全都取决于计算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茶几上有一杯放了很久的水，我拿起喝了一口，像吞了一块冰，溜滑梯一样溜进胃里。她沉吟一会，说，我可不可以认为，只要有足够好的计算机，你们程序员未来都会失业。我说，现在已经失业了，机器进步的速度，比人进步的速度快得多，雇佣一台机器，又比雇佣一个人便宜得多。徐小龄吮吸着香烟，像在接一个妩媚的吻，烟头的火星奄奄一息。她走过来，抱住我，下巴搭在我肩头，我们身体的棱角贴合在一起，我能听见她嘴唇翕动的声音。我喜欢你的比喻，她说，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

那天我没有出门，整个上午都坐在沙发上，回想高中毕业的那个夏天，我和徐小龄在学校合影，操场上没有别人，我们紧紧相拥，太阳自头顶坠下，影子在地面交叠，放大，光线穿透躯体，我们成了太阳的一部分。临近中午时，卫生间传来电动牙刷的嗡嗡声，我走过去，发现凡老师刚刚起床，正奋力把牙刷捅进嘴里，表情狰狞，好像在攻打一处固若金汤的城门。我问他做完这个项目后有什么打算。他把牙刷放进杯子里涮了涮，倒出半杯血水，清了清嗓子说，我想去日本看牛。我说，看牛？他说，嗯，我从没看过牛，活牛，你不觉得牛是一种比猫更加治愈的动物吗？它的眼神很温柔，温柔到让你觉得，他想了很久，终于琢磨出一个比喻：所有的牛都是母牛。我说，为什么非得去日本看牛，日本的牛更温柔？他说，我想去日本，我也想看牛，所以去日本看牛，两件事一道办了。我说，你去日本干什么？他说，我一直想去日本买一套房子，全款，在神户，或者岐阜，三叶的家乡，不能太小，最好是复式，这样我在家就可以散步。到时候我不工作，存一笔钱，利息供日常开支，每天睡醒后看一点书，三岛由纪夫、东野圭吾，养一只不怎么需要照顾的宠物，乌龟或者豚鼠。我脑海里浮现出一幅画面，底色是黄的，像九十年代的日剧，穿和服的男人在榻榻米上假寐，墙上的挂钟停止了转动，时间对其不再有意义。我说，你算过要多少钱吗？他说，买房加上生利的本金，三四百万差不多，我已经存了两百多万，听说这几年那边经济也不好，货币贬值得厉害，我想房子买小一点，日常开销少一些，或许两百万也够，就卖了电脑，微信联系人差不多删干净，要不是你给我打电话，我现在已经在日本了。

我点点头，觉得此人不像我原先想的那样愤世嫉俗，顶多有一点厌世。等我攒够了钱，我也辞职，我说，不过我不去日本，我回老家。他说，咱们这一行殊途同归，不可能一辈子做哆啦A梦，净帮别人解决需求。他拧开水龙头，放了半池温水，在手心挤了管欧莱雅男士洗面奶，像个揉面的女人，搓出满脸的泡沫。我心里一动，说，哥们，你上一次碰女人是什么时候？他透过指缝看我一眼，说，哪种碰？我说，哪种都算。他揉了几下脸，说，我在东京读大学时，有一年留学生组织圣诞舞会，我帮一个上海女孩修过电脑，想请她当舞伴，她没答应，但和我握了下手，你呢？我没忍住笑，说，我抱过，一次。他说，跟谁？我说，说了你也不认识，反正不是我妈。他说，行啊哥们，我妈我也没抱过，什么感觉？我也琢磨了好一会儿，最后说，软，软极了，像小时候捧的棉花糖，不敢使劲，怕给她揉成了其他形状。

我们盯着流水的龙头，同时沉默了一会儿，如果手边有酒，我愿意和此人共饮一杯。我说，你想过没有，真做出这个算法，说不定我们也能解决自己的感情问题。他说，何止感情问题，技术进步得太快了，你想想十年前是什么样，现在又是什么样，这个速度，人怎么可能跟得上，反正我是不行，总有一天，房价走势，战争胜负，美国总统归属，全都给你算出来。我说，这些事就比感情问题重要？他摇头说，我的意思是，它们都一样不重要。我说，开发的事你不让我插手，我也没问过你，但还要多久你心里有数吗？他说，差不多了，相信我哥们，我比你更着急，我的房子在日本等我呢。

傍晚我在地铁口附近吃了碗鸭血汤，决定这几天先不回去，流浪猫和公司都有自己的行为逻辑，离开我不至于活不下去。天彻底黑下来，我回到房间，坐在电脑前给徐小龄写信，打了两行字，总感觉不对劲，再丰沛的感情，一旦落为铅字便只余木讷。我把键盘推上去，找出几张A4纸和一支水笔，换了根新笔芯，摘下橡胶头收回包里，顶头写下“见字如晤”。当晚我写了两页半，一个字一个字数了遍，一千五百六十二字。十几年不曾手写长文，字迹早已不复当年工整，笔画向四面八方分叉，形如暴走的丧尸。我把“见字如晤”涂成一个混沌的墨团，倒在床上，没挨到枕头就睡着了。这一觉睡得相当瓷实，醒来后百骸俱通，出门吃了些豆浆生煎，给凡老师也带了份，放在一楼茶几上，给他微信留了言。回到房间，我又补了两千多字，一直写到下午，正好写满六张纸。我把信纸对折两次，走上三楼，敲了敲徐小龄的门，没有反应。我在门口等了一会，也不知道在等什么，好像那门会懂事到自己打开一样。最后我单膝跪地，把信从门缝里塞了进去。

我不知道徐小龄有没有看到那封信，甚至不知道她有没有回来过，有时闲逛到三楼，我会猜测那封信还在不在门后，它像一个漂流瓶，丢出去后，写信的人便无关紧要，世界的重心偏移到收信人身上。还有一件拿不准的事，我不知道我妈喜不喜欢徐小龄，过年回家那几天，我见了好几个相亲对象，其中有一个眉眼挺秀气，个不高，像胖版宋慧乔，也是静山桥中学的，不过比我小两级，上学时互相不认识。我们一起看了两场电影，我觉得好的那场，她觉得是烂片，我觉得烂的那场，她认为还不错，总之我们都认为这里面有一部好片一部烂片，算是达成了共识，如果还有第三场电影，我一定会牵她的手。可惜没有。我妈叫停了这件事，她打听到那女孩父母也在菜场卖菜，离她就六个摊位，我妈是卖猪肉的，一刀下去，少则十几多则上百，她家卖豆腐，一次不过一两块钱生意，这让我妈觉得两家之间存在差距。

时间将要走到一年的尽头，一天夜里我忽然醒来，四周静谧如常，但常年与失眠缠斗练就的敏锐，使我感到某种动静正在黑暗中蓄势待发，如同一口呼吸，肺部已然灌满，呼出只是时间问题。点亮手机，凌晨两点四十七，屏幕弹出几条通知：曼联0比3惨败利物浦，宁广高速发生九车连撞事故，我妈厌倦了布拖把，看中一台洗地机。我点开她发来的链接，开门声突兀响起，我立即熄灭屏幕，大约五秒钟后，半片被窝被掀开，冷风呼地灌入，像有人扔了瓶冰矿泉水进来。不许动，徐小龄说。我说，没动。她说，是你给我写的信？我说，是。她说，你什么意思？我憋不住吸了口气，酒精味、香水味、尼古丁味和皮肤的油脂味涌入颅内，我完全想不起来写过什么了。没什么意思，我说，你看完了？她说，没有，有些字我认不清，现在谁能看完那么长的东西？我说，前两页半可以看一看，后面的不看也罢。她说，不看了，我是回来收拾东西的，我要走了。我说，又去哪？她说，先回美国，后面去哪还不知道。我说，什么时候走？她说，就这几天，最迟不过下周。我说，这么急？她说，再晚就怕走不了了，对了，你们那个性感算法做得怎么样了，你放心，钱我照付，一分都不会少你，我们美国人最讲契约精神。

床有点挤，被窝越来越热，我不停出汗，内裤像块胶布，紧紧粘在大腿两侧。我把胳膊伸出被窝，说，我能问一个问题吗？她说，只能问一个，我最讨厌被老师提问。我说，你为什么想做这样一个算法。她说，嗯，怎么说呢，世界这么大，我想有个人告诉我该去哪，你没有过这种感觉吗，也不是缺啥，就是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而且我有钱，那些钱总得花掉是不是？她说了句回答完毕，额头顶住我下巴，手在被子里摸索。我说，徐总，你喝多了。她轻声说，不要叫我徐总，我是徐小龄，二〇〇四年和你一起上的静山桥中学，我在二十班，你在十一班，你成绩很好，我成绩很差，我经常在红榜看到李坤这个名字，数学尤其出色，经常拿满分，我最讨厌数学，最爱数学家，你知道欧拉吗？他是个瞎子，数学老师说，我们学的这些东西都是欧拉失明后捣鼓出来的，我当时兴奋得简直想脱光衣服，如果欧拉还活着，我愿意嫁给他，我愿意把我的眼睛给他用。

徐小龄是和衣钻我被窝的，高跟鞋都没脱，我一点点除去她的大衣、毛衣、鞋子、长裤、袜子，过程非常有趣，像解一道冷门的数学题。走到胸罩扣子这步，思路卡了壳，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切入点，好在考试时间有的是，我可以尝试多种解法。这时传来了上楼的脚步声，生涩，轻盈，有如初学者按下的琴键，很快有人敲门，李坤，你睡了吗？我停下手上的动作，我该怎么回答呢，好像说睡了还是没睡都不合适。徐小龄爬到我身上，咬我的嘴唇，我夹住她的腿，抱紧她咬了回去，她用力掐我胳膊，我忍不住哼唧了声。凡老师在门外说，没事哥们，我就是来告诉你一声，我的活干完了，你要是还没睡，可以过来看一眼，我现在要去睡觉了，睡醒后，我要看看去日本的机票。

徐小龄从我身上翻下来，穿上毛衣、长裤、大衣，袜子只剩一只，我把被子床单全掀开，也没发现另一只的踪影。算了，她边穿鞋边说，它愿意出来时自己就会出来，你愿意跟我去美国吗？下楼时我下单了洗地机，给我妈发了条信息，告诉她我有一个去美国出差的机会，这是件需要抉择的大事，我还没有完全拿定主意。我想大约一个小时后，我妈能看到这条消息，可能会打电话过来，更可能只发一条语音，可能不同意我去，也可能只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毕竟我在南京还是纽约，对她而言又有什么区别呢，都离她很远，吴语和英语她一样听不懂。地下室没什么潮气，但有一股常年不通风的陈腐气味，凡老师一动不动躺在沙发上，盖着一件很长的灰色羽绒服，黑色眼罩上画了两只鲜红的眼睛。房间没有开灯，电脑显示屏亮着，好似坟地里一块发光的墓碑，屏幕上打开了一个运行窗口，简陋，直白，没有任何UI的修饰，像一本书的扉页一样平平无奇。算法的初次使用权理所应当属于徐小龄，我把她的个人信息录入电脑，计算需要的时间很漫长，徐小龄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时不时坐下又站起。我突然感到一切都极其荒诞，我为什么要去美国呢？我根本就不会离开南京，不会去美国，也不会回老家，什么都不会改变，我只会留在这里，继续做这份工作，直到公司不再需要我那天。徐小龄脱下鞋挤到沙发上，用没穿袜子的脚踢了踢凡老师，凡老师没醒，向里翻了个身。这时我看回电脑屏幕，发现算法已经给出了答案。

请先找到一只橘黄色的笔袋。

徐小龄走到电脑前，面无表情地看着屏幕，什么也没说。我不知道她是否理解算法的意思，也不知道是否希望她理解。过了好一会儿，她弯下腰，把另一只袜子也脱了下来，高跟鞋拎在手上，没有再看电脑，也没有看我一眼，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电脑光射在她背后，像背着个月亮，迅速逃逸进黑暗。我跟出去，没有看见她的身影，不知她去了二楼还是三楼，不知她还在不在这栋房子里。我凝神倾听，周遭万籁俱寂，我想起她是光着脚的，形如一只踩在肉垫上游弋的猫，听不见一丁点脚步声。我回到地下室，凡老师还在睡，我用力摇晃他的肩膀，好像在推一堵顽固的墙。他猛地坐起，眼罩上的鲜红眼睛直勾勾瞪着我，瞳孔里的三枚黑色勾玉风车般舞动。你也想起舞吗？说完，他又倒下去，今晚没有什么能让他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