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回国探亲，挨家看望长辈。去看舅妈前，妈妈拉了我一把。

妈妈和我说了一件事情，我半信半疑。

舅妈就住在本城。她小儿子买的房子。小儿子九十年代大学毕业分配进体制，混得不错。

妈妈事先给舅妈发了信息。我敲开舅妈房门，舅妈已经在茶几上准备好瓜果等着我。

叙了一阵旧。喝了两杯茶。

我在考虑是不是该走的时候，舅妈开口了。

她找我借钱。金额不多，两千块。

我口袋里准备的礼金红包，正好也是两千块。

我把红包拿出来，递给舅妈。我对舅妈说，这是我给您的红包。是我的心意。您不用还给我的。

如果借钱，您就不要找我借了。我没有钱借给别人的。

舅妈愣了一下。她大概没有想到我说话这么直接，这么不客气。

我也觉得我没有礼貌。但是就算妈妈没有给我打预防针，我也是会这样说的。我处世本来就是这么个态度。

但是舅妈找多年没见过的我开口借钱这件事，证明了妈妈和我说的话是真的。这让我一阵心酸。

舅妈和舅舅都是人民教师。舅舅前几年病逝了。那以后舅妈一直挨着她小儿子居住。小儿子一家住楼上，舅妈住楼下。

舅舅舅妈一家充满书香气息。舅舅舅妈的两个儿子都是大学生。我至今记得小时候舅舅一本正经和我讨论原子能，舅妈笑眯眯地，坐在旁边听。

舅妈的小儿子，我回来以后已经见过了。舅妈的大儿子大学毕业时我见过。再后来我出国，几十年都没有见过。

舅妈借钱，就是为了她的大儿子。

很多人都说，七零后吃的时代红利是最多的。这句话部分是真实的。那些运气好，步步踩到点的，确实有可能改写命运，造福后代。比如说舅妈的小儿子。

但是幸存者偏差这个说法，也可以改称幸运者偏差。因为那些在这个翻天覆地的大时代里没有踩到点，没有交好运的人，数量远远多过幸运儿和弄潮儿。

舅妈的大儿子，我的大表哥，就是其中一个。

大表哥师范学院毕业，分配到一所中学教书。大表哥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他不甘心一辈子教书，希望出人头地。九十年代是那样一个令人头脑发热的时代。大表哥辞去国家工作，下海打工了。

他没有去南方，而是去了新疆。大概那时候刚好有他认识的人在新疆做项目，邀他入伙。

而且他觉得他是与众不同的，他不愿意去大家都趋之若鹜的南方。

这大概就算他走错的第一步。

其实没有人确切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亲戚们知道的是，他一走就是几十年，一直没有回来过。据说他参与的项目没有成功，他一直在农场打工，想要翻身再回来，但是却一直翻不了身。

大表哥是个书生气很重的人。他大概觉得灰溜溜地回来，面子上下不来吧，我猜。

那几年，舅妈肉眼可见地憔悴了，眼圈都是红的。

但大表哥终究还是回来了。我舅舅去世以后回来的。

他是悄悄回来的。没告诉任何人。但是亲戚们终归知道了这件事。

因为没多久，他的妈妈，我的舅妈，开始到处借钱了。

舅妈是有退休工资的。她的退休工资足够养活自己。她的小儿子也非常孝顺。但是那段时间，舅妈借遍了所有亲戚熟人朋友。近的，远的，熟的，不太熟的，舅妈和所有人都开过口。

她借的金额也不大，一千，两千。开始时别人也借给她。但是她借了一次，还借第二次，借了不还，又借了那么多人。别人背后一通气，就知道有什么事情不对了。

最后是她的小儿子出面，和亲戚们一个个道歉还钱。提醒亲戚们，如果他妈妈来借钱，不要借给她。

因为她借的钱，都给了她的大儿子。

我妈妈拉住我，说的就是这件事。

为什么舅妈要给她的大儿子借钱？因为她的神出鬼没的大儿子，把钱都拿去赌博赌掉了。他之所以去赌博，是因为想翻身。

而依然相信他，一心想帮他的人，只有他的妈妈。

我想起小时候每年暑假回乡，去看在农村中学教书的舅舅舅妈。舅妈总是齐耳短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永远挂着和气的笑容。

为人师表一辈子的舅妈，怎么就放得下面子，去向那么多人开口借钱呢？

大表哥就算走投无路，还是放不下自己的面子。

舅妈却完全放弃了面子，丢掉了尊严。

因为对她来说，有比面子和尊严更重要的东西。

一时间我意识到，我冷酷拒绝舅妈，自以为在帮她，其实只不过是自私。

舅妈收了我的红包，又给我的茶杯添了一道水。

我告辞之前问舅妈，大表哥有没有在家。舅妈先是露出茫然的表情，然后缓慢地摇头。

她说，没在家。出去了。

虽然我怀疑大表哥就在卧室里，但是我总不能闯进去看。我只好走了。

我问起大表哥，是因为我想看到他。我之所以想看到他，是因为我想念他。

我读小学时，大表哥来我家所在的地方读书，寄宿在我家。

那时候夏天的中午，大家都睡午觉。我被外面铺天盖地的蝉鸣吵得睡不着，悄悄睁眼，看到妈妈睡得很熟的样子。我偷偷翻身下床，蹑手蹑脚打开纱窗门，打算到外面去玩。我刚走出房门四五步，突然被人从后面一把抱住。

我回头一看，是大表哥。大表哥没有睡午觉，而是坐在屋外窗檐底下看书。

大表哥扶了扶眼镜，拉着我往回走。他一边走一边说：

“听话。回去睡午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