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那个冬天，我开着运货的小三轮驰骋在常州下属地级市的某条大道上，如果没有人清楚我的具体工作，一定会认为我是一个年轻的拉货工人。三轮从临街门面到旧楼小区，转向商场后的写字楼底商，后面已经坐上了四个学生。

2015年的那个冬天，我在人流稀少的商场背后租了个门面，做教育培训，学生不多，大概二十来个，每天上午上课之前，我会开着小三轮，跑两趟，接八九个学生过来，下午再重复一遍，那会儿已经临近年尾，家家户户都在操办过年事宜，张生的母亲问我，小周老师，回去过年吗？还不走？买得到票吗？我说，买到就回去，买不到就呆这儿吧，挺好。

半年前，我从外企辞职出来，因为供应商的邀约，来到此地，劝我可以入行教育，我有口才，肚子里有货，教小朋友写作文，收入可观，本想拉笔投资，结果来之后，几位供应商老板商量，入股就不入了，免息贷款给我三十万，可以随便用，归还无期限，但希望我心里念着这事儿，也算一份压力，望我好好把企业做起来，做大做强，成为翘楚。我拉了几个学弟学妹，从各地赶来，创立了这个微型机构，他们教英语和数学，我来全权包揽作文教学。张生英语和数学一直名列前茅，唯独语文一塌糊涂，张生母亲拿到工厂宣传单的第一天，就找过来，交了培训费，说希望我能让张生多读几本书，读什么都行。

张生很喜欢在课上和我互动，但讨论的大多数和写作无关，即便如此，我依旧喜欢和他谈论那些无关的事情，写作原本就是天马行空打开思路的一个途径，即使他现在不写下来，保持活跃的思维，对他未来都有益处。但一来二去，张生的作文成绩并没有得到提升，张生母亲不免质疑我的教学方式，但我似乎也没有特别要解释的，对于写作这件事，我只有一个理念，一个人真正能写好东西，首先是对生活有好奇，其次是对生活有理解，所谓的框架和技巧不能给他带来更多，哪怕他短时间内拿到了高分作文，很大程度上反而可能会让他误解写作。

只有十一岁的张生曾问过我一个深刻的问题，他说，人对于痛苦的记忆总比快乐更深，是不是显得快乐在人的心中总是失衡的？当时我正在白板上写一个创意的主题，和快乐痛苦都没有关系，所以我好奇，他为什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张生说，他想到他出生到三四岁前，一定有很多因为细小满足就可以很开心的瞬间，但是却一点想不起，但他会记得一些父母的争吵，饥饿的瞬间，还有被关在门外的那种恐惧。那天的题目是“惊喜时刻”，而张生问我，他能不能写他说的那些，我说，可以，但你要从你说的那些里找到一个惊喜时刻。

那大半年，我指从公司出来之后的那大半年，我过得并不算好，除了债务，学弟学妹的工资，水电支出，以及房租开销，我留给自己的工资几乎为零，但年轻人做事业，回报总是滞后的，所以我依旧每天像打鸡血一样早早起床，做早操，跑步，提神，然后开三轮去接孩子，上课。有天晚上，Z来找我，说起工资的事情，他的意思是，接下来学生变多的话，他希望他能多上两节课，多拿点钱，他是辞掉工作过来和我创业的，希望我能理解。我当然理解，但我没有立刻答应，我盘算了下账目上的钱，如果有更多的学生，当然是好事，但显然他对我们的企业发展过于理想化了。同时，为了寒假班，我已经做好了不回家过年的准备，但他们其中有两个人已经来和我请过假了，出来大半年了，还是想回去看看，我不可能不批假（事后多年，我回想起来，还是自己完全没有管理能力），最后的决定是，他们都可以回去，我一个人撑到最后，寒假班只开设作文。这个决定得到了大家一致认可，但没有数学和英语的补习班，自然招生惨淡，张生拉着他妈妈过来，说还是想继续上我的课，张生母亲或许有她的打算，当着张生说，就上一周吧，小周老师别人也要回去过年的，对吧？

距离除夕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学弟学妹们都纷纷买票离开了，年关将至，所有企业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员工返工到底来还是不来。其实在他们走之前，我就做好了这个准备，一开始兴致勃勃地加入，天不怕地不怕地想要闯出一片天地，但真正面对重重困难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真正敢挡在前面。临走的那天，我给每个人包了个红包，钱不多，一人500，算是一份心意，希望他们懂我的意思。

空荡荡的教室里，学生只有上课的时候在，但张生好多次都是一个人悄悄跑来，他也不是为了来找我聊天或者听我说话，他就是说来确认一下我没有抛弃堡垒逃跑，我问什么堡垒，他说，这里是大家的堡垒，但是其他老师逃跑了，他怕我也跑掉。后来我听说，这个门面开过面馆，做过宠物店，也卖过鲜花，来来去去的老板最终都放弃了它，张生给我一支笔，让我写一个字，我说什么字，他说随便什么字，我问他那篇《惊喜时刻》写得如何了，他说已经写完了，但是他妈妈不小心看到了，很不开心，觉得那篇作文写得很烂，不建议他给我看。我说，那也得给我看看，他说已经被妈妈拿走了。我狐疑地看着他，不知道他是不是为了偷懒撒谎，我说那我去问你妈妈要，原本是想吓唬下他，他却若无其事地说，你去吧，看看她会不会给你。

母亲打电话过来，问我什么时候回家，我说我看看票吧。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拮据，临近春节的机票总比以往贵上一倍，高铁票比想象中难抢，Z发信息来问我回家了没，我说还没，他迟疑了一会儿，问我红包里的钱的事儿，我说没关系，那是你们应得的，他想了想，才讲，要不然就算了吧。我问，什么算了？他说，解散算了，挺难的，忙活了大半年，过得这么惨。我没回他信息，烧了根烟，我想了想，给张生妈妈打了个电话，电话那头很吵，她在打麻将，我说起作文的事情，她说，对，作文，小周老师你让我们家张明多写点作文，诶，碰。

早上起来的时候，手机提示我抢到票了，我以为是广告，点进去看，还真的抢了个无座，九个多小时的站票，回还是不回？那天已经有几个学生没来了，说家长要带他们出去玩，就剩下张生坐在教室里，我问说，你重写一篇吧，就在现场写，他问我写啥，我说，快过年了，你就写写过年的事儿。张生问我，周老师小时候是怎么开始写作文的？我说，没有具体的开始，就是把心里想的，真实的东西落在文字上，仅此而已，所以你不要去编，你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你就写下来。

2016年的夏天，我关掉了培训中心，解散了学弟学妹，对于Z来说，更像是如愿以偿。跨过年头，就在我们店面附近不远开了一家大型培训机构，四层楼，四五十个老师，广告语很清楚，提分，Z说，主要是我们人太少了，也不成规模，我说，是，但我们输的地方不在这里。Z问我，输在哪儿？我说，输在我们自己都不相信我们可以成。他们是一天天离开的，离开之前，学妹S特别过来感谢我，然后把教材一本本装进箱子里，放在我办公桌上。那天晚上，我想起过年回家的那趟火车，我站在逼仄的走廊口，似乎也是第一次，双脚发麻，硬撑着，听车厢里放恭喜发财的音乐。四下都是交谈的人，他们脸上洋溢一种对来年的期盼，而我却像是误入一处不明来去的空间，由那个在他人眼中光鲜亮丽的外企白领变成某个囊中羞涩的失败创业者。我扶着洗手间旁边的盥洗台，恍惚地看着来去匆匆的流景，恰与此刻学妹离去的夜色融为一体。

Z是最后一个离开的，离开前，他坐在门店门口，看着即将清空的教室，问我，哥，后面啥打算呢？我说，继续往前走吧，反正不回去。他说，债呢？我说，背着呗，总能还完的。我现在也想不到，26岁的我那时候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口气，三十多万的债，就这样背着。几年后，我在长沙遇到Z，他已经是某民办高中的老师，喝多了，忍不住，说，其实那时候挺对不起我的。我说，是吗，该是我对不起大家吧。我一直在那间教室留到夏天最热的时候，终于有人过来接手了门面，将一部分租金转给了我。我拖着行李箱，买了一张去北京的机票，不远，也就三个多小时，但那几乎是我当时所剩不多的钱了，还要继续往前走，才可能把钱还完，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2026年的春节前夕，微信突然有一个陌生人来添加，他说他是张明，我几乎快要忘记张明这个名字，直到他叫了我一声小周老师，我顿然想起了张生那张婴儿肥肉乎乎的脸，我掐指算了下，十年过去了，他应该已经念大学了，朋友圈里，果然已经长成了186高的翩翩少年，只是和我说话，依旧还是像那年在教室里和我对谈的语气，我说，怎么想起加我？张生说，快过年了，和老师说声新年好啊。

2016年的火车上，张生的那篇作文捏在我手里，我看了好几遍，用笔给他顺了好几处句子，改了好几处错别字，张生写：过年对我来说，最有趣的，是可以听到平时听不见的笑声，闻到平时不大常闻到的炮竹气息，最重要的是，过年可以得到一笔平常得不到的钱，这些和平常不一样的东西，会让我对新的一年有期待，好像推开门，生活会因为这一些些与平常不同的东西而显得很新，我喜欢这种新，我的长大，就是为了等待这一种新。

十年过去了，我依旧记得张生笔下的那句话，我的长大，就是为了等待这一种新，在北京的十年，几乎每次遇到困难和低谷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自己期待的那个“新”，每次翻过年头的时候，还依旧渴望着完全不一样的新世界的到来。离开南方的这十年里，我无数次回到南方，但再也没有开过那个破旧的三轮，也未再站过十来个小时回到家，2016年的夏天，我把那辆货运三轮推到收废旧的地方，变卖掉的钱，凑上白板电器办公桌椅变卖的钱，买了去北京的机票，而落地的那一刻，我知道我等来了我自己的一场“新”。

张生说，小周老师，你不知道，我高考语文作文拿了满分，我妈笑得快要喘不过气了，但是我没和她说，其实那篇作文我小学就写过，几乎就是她收走的那篇《惊喜时刻》。隔着屏幕，我已经很难再感受到张生此刻真实的模样。我说，新年快乐啊，小张。张生说，新年快乐，小周老师，这些年，你好吗？

我将年终各位朋友寄来的礼物拆开，在其中一张卡片上写下来一句话，拍给了张生。

我说，你现在长大了，等到你的“新”了吗？

张生说，啥叫新？我说，没啥。

张生说，小周老师，我和你开玩笑呢，哪天我来北京找你玩啊，你是在北京吗？

我说，是啊。

北京近日又下了雪，很小，没有积起来，我很想读读张生的那篇《惊喜时刻》，但我知道我可能永远读不到，也可能很多年前的某个时刻，已经完整读过了。